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分组计算不同阶段的增减比例，新中国历史上有两个阶段粮食产量显著增长而且波动很小：
　　其一是土地改革的三年（1949～1952），年均增长13.19%，波动率仅为0.01。
　　其二是实行家庭承包制的三年（1982－1984年），粮食年增长率分别为9.07%，9.25%，和5.17%。
　　这两个阶段的数据表明，让农民重新获得土地的短期制度收益是明显的。
　　此外，发展合作社经济的5年（1953～1957）年均增长3.58%，波动率也仅为0.04。这表明合作社经济也是适合中国农村的。
　　新中国53年中有两个阶段产量增长比例低而且波动大：
　　其一是在被称为“自然灾害”及其后的“经济调整”期（1958－1965年）粮食产量年均仅增长了0.44%，波动率却达23.01；
　　其二是全面进入市场经济以后（1992～2001年）粮食产量年均仅增长了0.50，波动率达8.45。
　　除了这两个时期之外，53年来的中国粮食的增减波动幅度不大。可见，尽管制度因素的变化会造成短期影响，但从长期看并不是中国粮食产量增减的主要原因。
　　其实，中国这个人口大国的粮食总产量与人口的增长同步变化，这是个基本规律。违背这个规律就会有代价。形成这个规律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农村人地关系高度紧张。这是中国的基本国情矛盾。中国农村劳均耕地面积只有0.29公顷，仅为日本的1/3（如下图）。

　　各国劳均耕地面积比较
　　Shortage of Resources: Comparative Ratio of Arable Land to Labor

　　中国农村劳均耕地面积过少的问题，在相当长期内不可能缓解，根据人口预测，今后20年矛盾有可能加剧（如下图）。
　　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变动及预测

　　

　　中国劳动力的数量在2020年会达到940百万的最高值。到2030年才有可能下降。而中国农村的劳动年龄人口占全国总量的3/4。2010年以后即使能够下降到1/2以下，也仍然会有4亿多。
　　中国农村不仅劳动力过剩，耕地短缺，而且由于在地理上明显形成西高东低的梯次结构，造成经济上的土地与人口的分布非常不均衡。
　　国内生产总值、土地与人口的分布情况

　　经济发达、水资源条件好的东部地区，土地仅占全国的14%,人口占42%；经济落后、干旱的西部土地面积占全国的57%，人口占23%。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种分布的不均衡是不断加剧的。
　　根据以上“中国特色”问题的分析，从农村实行市场化改革的1978年以来的数据看，至少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中国仍然表现出粮食总产量与人口的增长几乎同步变化的规律（如下图）。
　　

　　中国人口、粮食总产量和人均占有量（1978－2002）
　　

　　数据解释：粮食总产量为什么两次异常增加？
　　政策刺激会有收益，也会有代价。中国自从1978年实施农村改革以来，粮食总产量有两次异常的显著增加，主要原因是政府采取的比较传统的政策手段：大幅度提高粮食价格的同时给农民分配土地。第一次是1979－82年，政府连续3年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幅度达49％，同时开始允许按照农民家庭人口承包土地，明确15年不变，导致1981－84年出现总产量连续大幅度增加，达到历史最高产量。
　　第二次是1994和1996年政府两次分别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幅度达105％，同时再次推行按照家庭人口分配土地，并且明确30年不变，这也同样导致1994－96年的增产，并且再次达到历史最高产量。
　　提高粮食价格与推行以分配土地为主的家庭承包制度，25年来政府两次采取这种几乎相同的政策刺激，都发生了显著作用，造成粮食产量异常增加。接着，都造成粮食库存增加、价格下降和农民从农业得到的收入下降。80年代出现的是农村工业化，即乡镇企业的发展；90年代则出现大量农民流动人口进入城市或者沿海地区寻找就业机会。
　　
　　二、市场经济：城乡人口的结构变化和粮食商品量的增加
　　由于中国处在城市化加速时期，粮食商品量和商品化比率随城市化而上升，这也是个规律。这种结构变动在90年代中期以后非常明显（如下图）。
　　

　　中国的城市人均收入、恩格尔系数与粮食商品量（1978－2002）
　　

　　解释：
　　1992年以后，城市人均收入和恩格尔系数的变化符合一般规律，即：人均收入提高的同时恩格尔系数下降；中国城市的恩格尔系数最近3年已经下降到40％以下。
　　但，同期粮食的商品量仍然稳定增加。这需要另外的解释（如下图）。

　　城市人口与粮食商品量（1978－2002）
　　

　　解释：
　　1、统计问题
　　1992年以后，中国农村劳动力开始大规模向城市和沿海地区流动。但是，人口统计却是在2000年进行第5次人口普查时，才改变了过去按照城乡户口统计的指标定义，把流动到城市就业3个月以上的农村劳动力及其随带家庭人口计算为城市人口。因此，2001年的城市化比重在统计上突然大幅度上升，2002年已经有98百万农村劳动力、140百万农村人口进入城市或者乡镇。
　　此外，1981－82年粮食的商品量异常提高，则是由于政府收购价格的提高和过去完全统购统销的粮食流通体制发生初步变化。
　　2、经济周期导致城乡人口结构发生变化
　　1988－1989年中国发生通货膨胀型经济危机，接着，1989－91年是为萧条阶段。期间，中央政府财政连续出现赤字，各地遂于1992－93年相继放弃由政府补贴的粮食、油料、和其他基本消费品的计划配给制度，这使得大量农民人口有了进入城市的客观条件。
　　

　　农村人均收入、恩格尔系数与粮食商品量
　　

　　解释：
　　1992年以前，尽管中国工业化速度加快，但城市化的速度相对比较慢，城乡人口结构变化不大。因此，在农村人口长期占绝对比重的条件下，农民以满足自己消费为主的粮食生产基本是稳定的，恩格尔系数相对也是稳定的，粮食的商品化率变化不大。
　　1992－93年政府放弃城市的食品补贴制度以后，农民得到进入城市就业的机会，随农民人均收入上升，农民食品消费比重出现积极变化，恩格尔系数最近3年逐步降低到50%以下，粮食的商品量也逐步增加。
　　
　　三、国际贸易：粮食进出口对国内市场的影响
　　由于人地关系高度紧张是长期制约中国农业发展的基本矛盾，所以中国其实只是一个农民人口大国，而不可能是农业大国。尽管25年前的市场化改革最早从农业开始，并且至今仍然被认为是中国改革的最成功领域，而且多数农产品的产量确实增加了。但是，中国的大部分主要农产品的人均占有数量仍然只不过达到、或者略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如下图）。

　　农村人均收入、恩格尔系数与粮食商品量

　　数据表明，中国的粮食、棉花、油料和畜产品的人均占有量都刚刚达到世界平均水平。近年来，仅水产、蔬菜和果品能够有少量出口。
　　人们都认为，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的粮食安全，以及国内粮食市场的价格波动，与国际贸易有重要相关。以往的情况表明，尽管中国的粮食部门属于政府垄断，但在长期亏损的压力下，难以按照政府意图平抑市场。粮食的进出口对国内市场的影响在很多年份是负面的（如下图）。

　　粮食总产量、商品量与进口量（1978－2002）

　　
　　从图中的曲线可以看出，1985－1987年中国粮食的进口量与商品量同步增减，1992－95年也有同样趋势。只在1996－98年中国粮食异常增长造成国内价格大幅度下跌以后，粮食的进口才回落到较低水平。
　　我们知道，中国在加入WTO的农业谈判中有关农产品特别是粮食贸易的争论，曾经一度阻碍了谈判进程。这是因为，一般应该按照谈判之前3年的进口数量来确定最低关税配额的数量。而中国正好是在1995－96年国内粮食总产量增加的同时，1996年的粮食进口数量达到过20百万吨的最大值。那主要是因为，90年代中期，由于大量农村流动人口进入城市和沿海地区造成粮食需求增加和价格上涨，1994年以后国内外粮食市场的价格差拉大，其中，价格差最显著的是玉米和小麦（如下图）。

　　粮食总产量、商品量与进口量（1978－2002）

　　
　　数据表明，除了1994年上半年由于人民币汇率改革，实际汇率贬值50％造成地区短期国内价格低于国际价格之外，从1994年夏季开始，主要粮食的价格连续两年大幅度高于国际价格。这种显著的价格差别使得粮食部门有了进口冲动，但在政府计划体制的制约下，粮食进口从审批到执行却滞后半年甚至一年，于是1995－1996年中国30百万吨的粮食进口，不仅压低了国内市场，造成粮食总产量在1996年达到历史最高值的同时农民收入下降；而且拉高了国际价格。
　　可见，在计划和垄断体制下的粮食进出口，对中国的粮食供求起的作用，在某些阶段可能是负面的。
　　
　　四、简单结论
　　综上所述，能够得出两个初步结论：
　　其一，根据53年的长期数据和既往经验，中国在粮食生产上不会再有造成波动的制度因素。粮食产量一般会跟随人口而同步增长。
　　其二，90年代中期以后的变化值得高度关注，随着城市化加快带动的粮食商品化程度的不断提高，进出口对国内生产的影响以负面为主。有必要重新考虑中国的粮食安全战略。